中国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有哪些
有关外国入侵中国的电影有哪些？
有关外国入侵中国的电影有哪些？
《火烧圆明园》是由新昆仑影业有限公司、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联合出品的历史片，由李翰祥执导，刘晓庆、梁家辉、陈烨、张铁林等主演。
该片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为历史背景，讲述了慈禧是如何从一位不被人注意的少女成长为咸丰帝宠妃的故事。1983年9月21日，该片在香港首映；同年，该片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特别奖。
为何某些中国大陆电影，其出品方很多？
主投主控，一直是国内电影公司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
一方面，主投主控展示了电影公司在资金、制作、渠道等环节上的综合实力，华谊兄弟、光线传媒、万达影视、博纳影业等传统“五大”一直将其当成KPI来完成；另一方面，对“内容至上”的影视行业而言，主投主控更体现了电影公司对观众口味的精准把握、在内容层面的杀伐果断，一旦“押中”爆款，也意味着更大的项目收益和可观的资本市场回报，坏猴子、北京文化、开心麻花等新型民营影企，无不是仰仗主控项目的出色表现扶摇而上。
由于电影公司对项目的主控倾向，在过去，一部电影3家以内出品方的情况极为常见，而到了这几年，市场风向突变，留心看片头片尾的观众会发现，电影“出品”和“联合出品”栏出现的公司名字越来越多。
以2019年截至目前票房表现最佳的五部国产电影为例，《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出品方共计7家，《熊出没·原始时代》共计10家，《飞驰人生》和《疯狂的外星人》分别为16家、17家，当然，这俩不是最多的，《流浪地球》出品方高达27家……大屏幕都有点不够用了。
电影出品学来偶像养成节目的套路，玩起了“人海战术”，动辄十多个出品方抱团、主投主控反倒成“非主流”的背后，内地电影市场在经历什么？
“主投主控”意愿弱化，“大锅饭”风气兴起为更直观地体现电影市场主投主控意愿的弱化，笔者对2015年至2018年间，票房排名前五的国产电影的出品方数量进行了统计（对关联公司合并处理），一般来说，这些大投入、大制作的“爆款”，引入投资方的需求也更为强烈，更能代表市场风向的流转。
2015年，《捉妖记》《港囧》《夏洛特烦恼》《寻龙诀》《煎饼侠》五部电影的出品方分别为9家、4家、4家、4家、3家，平均出品方为4.8个；2016年，《美人鱼》《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湄公河行动》《澳门风云3》《盗墓笔记》五部电影的出品方分别为10家、15家、7家、14家、7家，平均出品方为10.6个；
2017年，《战狼Ⅱ》《羞羞的铁拳》《西游伏妖篇》《芳华》《乘风破浪》五部电影的出品方分别为14家、13家、21家、16家、10家，平均出品方为14.8个；2018年，《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2》《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富》《捉妖记2》五部电影的出品方分别为31家、14家、16家、16家、12家，平均出品方为17.8个。
由近四年平均出品方数量的直线上涨，不难看出电影投资中愈演愈烈的“大锅饭”风气。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公司主投主控意愿的弱化，并非针对某一项目，而有着“一概而论”的特征和趋势。
以徐峥为例，其执导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在2012年上映，这部成本在6000万元左右的电影由光线影业主控，由北京影艺通影视、北京真乐道文化及黄渤工作室联合出品，最终斩获票房12.67亿元，光线影业老总王长田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泰囧》给光线带来超过5亿的票房分账收入”。2015年，徐峥执导的《港囧》拿到16.14亿票房，除导演的作品外，徐峥主演的作品《无人区》《催眠大师》《心花路放》《幕后玩家》等电影同样在票房上有着优异表现，通过这系列优质作品，徐峥的票房号召力按理来说已经“锁定”，能激发市场的赌性。
而到了2018年的《我不是药神》，除了脱胎于宁浩工作室的坏猴子影业、徐峥创立的北京真乐道文化及两人出任股东的欢喜传媒外，《我不是药神》另引入了13个出品方，包括北京文化、阿里巴巴影业、万达影视、优酷电影、猫眼微影等。也就是说，即便作品的票房表现能够提前“锁定”和预测、大概率将成为“爆款”，“大锅饭”的配方依旧不变。
抱团成势、属性捆绑、风险共担，投资方“扎堆”的背后考量“大锅饭”风气下的出品方名单有着四大显著特色，其一是以“五大”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制作公司被“削权”、话语权被下放，“喝口汤”的“联合出品”玩家数量急遽增加，新型民营影企冒头；其二是“票务方”在出品方名单上的体现，传统意义上的出品方涵盖制作、发行、院线等环节，如今，猫眼、淘票票等“强势”票务平台被纳入，产业链各方的功能属性被深度捆绑，名单的“底层”设计成型；
其三是“关联公司”的明朗化，资本、特别是BAT资本入局电影行业后，电影公司已经有了“联盟”的势头，如从《西虹市首富》《羞羞的铁拳》《夏洛特烦恼》的出品方名单上，可以看到开心麻花和腾讯系新丽传媒的密切关联；其四是互联网影业公司走向产业核心，腾讯影业、阿里影业、爱奇艺影业、小米影业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名单之中。
这些电影公司扎堆“抱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大家子齐齐整整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市场动机？
笔者认为，一部电影引入多个投资方本无可厚非，毕竟对国产电影来说，“缺钱”一直是一大待解难题。坊间传闻，在拍摄《战狼》时，吴京曾为筹措费用抵押房产，最终，《战狼》斩获5.45亿票房成为2015年清明档黑马。而到了《战狼Ⅱ》，吴京依旧向媒体表示“很缺钱”，投资2个亿的《战狼Ⅱ》也“招徕”了14家出品方。然而，当市场风气演变为大面积的“一家多投、多家抱团”后，更深层的原因也值得探讨。
分散风险是最直接的原因。以华谊兄弟为例，据其发布的2018年度业绩快报，2018年华谊兄弟实现营业总收入为38.9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9.8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19%。除商誉减值外，利润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云南虫谷》等主要影片的票房未达预期。
据笔者统计，华谊兄弟报告期内上线的8部电影，票房总收入不足15亿元。作为“五大”之一，华谊兄弟多年的影视经验并未能“抵御”影视寒冬，市场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懂得“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只有让渡收益，才能分散风险。
同时，出品方通过捆绑各自的功能属性，实现抱团成势的意图也愈发明显。2018年春节档的《红海行动》，背后有共计31家出品公司，除主出品方博纳影业外，还有华夏电影、阿里影业、咪咕文化、横店影业、大地时代等。31家出品公司为《红海行动》的制作、宣发、排片保驾护航，为影片的票房收益提供了多重保障，《红海行动》最终拿下年度票房冠军，名列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的第三位。
纵观票房总榜前十名的电影，出品方无不在10家及以上——抱团，似乎成为了电影的“增量”。
新“利益共同体”诞生，长期来看或将损害市场良性发展对传统公司来说，它们能用如今的市场地位迅速组上一盘“资本局”，极大地降低自身投资风险；对新兴影企来说，它们跟着大部队“贴金”，既能混个脸熟又极可能以小博大；对互联网影企来说，抱团无疑能积累上游内容端的实操经验；对院线、票务等方面来说，它们手握的各类资源能通过抱团“变现”……不难看出，一条紧密捆绑的“利益共同体”诞生了。
短期看来，各方资源的整合毋庸置疑将增强共同体的战斗力，尤其在抱团成效喜人后，会引来越来越多后来者的效仿，被当成一条占领市场的捷径。
而长期来看，这种“捭阖纵横”却或许会损害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原因不难解释——共同体由人为因素主导，市场规律的作用是欠缺的、不充分的，更值得警惕的是，共同体极易演化成“垄断体”。
上世纪中期，派拉蒙影业、环球影业、福克斯、华纳兄弟、米高梅等“大厂”建立了从艺人经济、内容制作到电影宣发、院线放映的全产业链布局，垄断了美国电影产业，赚取巨额利润，美国政府不得不通过“派拉蒙法案”来终止垄断。
“派拉蒙法案”明确规定电影制片厂不能够拥有或者掌控电影院线，发行和放映只能选择其一。由此，美国电影市场进入充分的市场竞争中，优质内容成为主导，好莱坞的工业化流程才得以逐步成型。
回到内地电影市场，“利益共同体”已经隐隐有了“协同垄断”的势头，制作方、票务平台、院线成为了一条船上的蚂蚱，谁都想让这艘船开得稳开得远，于是就有了资源倾斜，如将多家院线方纳入共同体的《新喜剧之王》和《飞驰人生》，在今年春节档“开战”之初就在排片上碾压《流浪地球》。换句话说，共同体的诞生已经有可能让排除在共同体之外的角逐方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如非内容硬核，几乎很难翻盘。而长此以往，国内电影市场会不会重现“派拉蒙法案”诞生时美国电影市场的境况，大共同体会不会挤压小共同体及小公司的生存空间？
在笔者看来，放弃主投主控，几乎等同于做内容的放弃“内容至上”的信条——不想当将军的士兵，还是好士兵吗？
而那些因利而聚的公司们，在“筹钱”和分散风险不再成为主要考量因素后、在达到一定规模形成规模效应后、在拥有了对竞争对手的“打压”能力后，又有没有可能给尚不成熟的中国电影市场带来另外一种“不正当竞争”？这才真正值得深思。